【三傻大闹军机处】
当时还没有军机处，只为押韵和凑字数，应该为“中书”。
三位宰相冯道、刘昫、李愚，在迎立李从珂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观点，其中刘昫和李愚较为温和保守，而冯道最为激进。虽然三人在程序上存在小小的分歧，但政治立场是一致的，都是“识时务者”。
李从珂会怎样对待支持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呢？
答：客客气气地、有礼貌地、毕恭毕敬地把他们请出去。
因为他们身居相位，占据着巨大的权力资源，且其自身实力微乎其微。怀璧其罪，如果不是醒悟地早，那么也将与“火箭派”一样，成为刀下之鬼。李从珂对他们已经很客气了。
这三人中，最积极拥护李从珂的冯道，最先被外放，在李从珂登基的次月，就被外放为同州匡国军节度使，保留宰相头衔。
剩下了刘昫和李愚，这两位经常吵架拌嘴，比如李愚为了挖苦讽刺刘昫，时常翻检冯道先前的失误，为此还将“亲家”一词引入民间。二人因私废公，常常因鸡毛蒜皮的琐事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影响正常办公，还纷纷找皇上评理，让皇上帮忙调解纠纷，愣是让李从珂把皇上当出了居委会大妈的感觉。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二人有时候吵急眼了，就在办公室互爆粗口，污言秽语，简直不堪入耳，史籍记载“于政事堂相诟，辞甚鄙恶”。堂堂帝国宰相，满腹经纶，经史子集无一不通，骂起人来居然这么三俗……
两位宰相为何敢这样？当然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了，他们用实际行动向李从珂摆明态度：你算个那个啊！
李从珂大怒，将二人罢相，一个任左仆射，一个右仆射。“仆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地位，起初等同于宰相，后来权限不断下降，到唐末时，已经基本等于是“荣誉称号”，本身已经没有了任何职权，相当于享受宰相级别待遇的“内退”。
按照惯例，卸任的高官会由同事、下属一路陪着走回家，以表示同事们的怀念和尊敬。而刘昫回家的时候，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送行。
当时是农历十月中旬，初冬的洛阳街头，寒风瑟瑟，只有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颓然地走在空荡荡的街头。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刘昫品尝到了什么叫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据史籍记载，当刘昫被罢官的消息传来，同事们竟然激动地欢呼雀跃，弹冠相庆，纷纷说道：“咱们这回爽了！”
刘昫到底了做了什么，让自己的职场人缘这么差？他只是做了分内该做的事，严格执法，揪出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帝国蛀虫。
李从珂为了解决缺钱的问题，就让刘昫负责一下帝国财政（判三司）。刘昫不愧是《旧唐书》的领衔主编，做事严格认真、心思缜密，一丝不苟，不放过一处疑点，刚到任就查出了有关部门欺上瞒下、贪赃枉法的重大犯罪事实：
税务机关利用陈年旧账敲诈勒索，百姓缴了税，却不销账，重复收税。而收缴上来的税款，又不纳入国库，而是流入官员们的私人腰包。老百姓加倍缴税，朝廷却依然被积年旧账拖累，苦了百姓，害了国家，肥了贪官。
刘昫立即将这一惊天发现上报李从珂。
李从珂的诉求很简单，贪赃枉法我不管，徇私舞弊我不管，敢动我的钱袋子，不行！除了依法追赃、追责之外，更是下达一条诏令：去年（933）之前百姓的所有欠税，一笔勾销！
老百姓欢欣鼓舞、载歌载舞，而三司的官员们却把刘昫恨得咬牙切齿。
欧阳修对冯道和李愚的评价并不高。特别是李愚，明宗朝，他“以其迂阔不用”；李从厚治国时，想走“文官路线”，依靠李愚这种清正廉洁、高谈阔论的“公知”兴国，结果“以愚为迂，未尝有所问”；李从珂即位后，更是直接李愚起了个外号——“粥饭僧”，“以谓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也”，一句话，干啥啥不行，干饭第一名，造粪的机器。
被皇上如此评价，李愚受到了他这年纪难以承受的打击，被罢相后不到一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冯道、刘昫、李愚其实都是“老实人”，跟以往的文官不同，他们跟地方藩镇、宦官势力、后宫势力等没有任何牵连，在朝中也没有任何党羽，所以拿掉他们不存在任何阻力，李从珂可以很轻松地把他们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
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不会遭到血腥清洗，得以善终。特别是冯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传奇人物，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辅佐了从李存勖到柴荣共十位皇帝。他的故事还会散见于后文。
在李从珂时期，冯道、刘昫遭到排挤，还留下许多搞笑的小故事。
例如，刘昫在被罢为仆射之后，某次上朝时，天降大雨，百官纷纷转移到廊下避雨，刘昫发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没人知道“仆射”的具体班位。在封建礼制的约束下，百官在入朝、退朝、排班肃立等不同场合时，都有不同的规定，按照官阶、品级、爵位等尊卑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