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还有大、小室韦等。每当辽国控制力衰落，他们就会发动叛乱。
而在契丹内部，特别是耶律氏内部，更是蠢蠢欲试，阿保机的弟弟、侄子、孙子几乎没有不造反的，而且基本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造反。
还别说一笔写不出俩耶律的宗室贵胄，横向对比同时期的中原，宗法制玩儿了上千年，还不是朝代更迭、异姓称帝？契丹人可以骄傲地对汉人说：“还是俺们实诚，起码是一家人争夺家产，耶律氏内斗，不像你们百花齐放，八姓十四帝……”
汉人则可以回怼一句：“牝鸡司晨，可乎？”
这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显着区别之一，即女权。在农耕文明中，女性通常没有社会地位，只作为男性的依附，而游牧文明因其生活方式的原因，女性掌握着比农耕女性更多的资源分配权，真正做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是创业团队的合作伙伴，与男性的关系是合作而非依附。比如“断腕太后”述律平，她有自己的军队，战斗时披坚执锐，在战场上亲手杀过敌人，也生擒过敌方将领。
在创业之初，后族的彪悍为团队带来了增益，然而却也是另外一个隐患——后宫干政。还是以最具代表性的述律平为例，正因她拥有强大的实力和对团队卓越的贡献，她对集团内部的影响力也是撼天动地的，接连与“帝党”、“太子党”、“太宗党”争权夺利，一直到了“横渡之约”，畸形的“世宗党”才算把“太后党”彻底铲除，消除了述律平对辽国的操控。
而在穆宗之后的景宗，辽国同样是后宫掌握实权，庆幸的是掌权的这位“萧太后”不是慈禧太后。她让辽国起死回生，这是后话。
简单说，集团内部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分歧被早期过量的收益所覆盖，大家没有必要内耗，各势力之间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却也能相处融洽。当外部的补充无法满足内部需求的时候，各派势力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得不内卷，提出要重新审视利益分配机制或份额。
也就是说，当集团进入第二阶段——对外拓展停滞、利益增量不足，资源进入存量博弈阶段时，内部的分歧就会开始凸显。
太祖依靠耶律氏各大贵族和述律平等势力，建立辽国，在不断的开疆拓土过程中，太祖的威望达到巅峰，他的地位无可撼动；太祖死后，述律平努力维持，使集团依靠惯性向前发展，但这期间也夹杂着述律平对个人利益的争取，并极大伤害了其他贵族的利益，于是以“太宗党”为代表的小团体开始挑战述律平的权威，辽国的内忧逐渐显现；
到了世宗、穆宗，随着述律平的倒台，辽国集团内部再也没有一派对其他派别具有碾压性优势，大家势均力敌，摩擦冲突不断。
这就是大势所趋，这就是所谓的“国运”，非人力可为。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便是唐宗宋祖也难有回天之力。
世宗想试试，于是不到三年就被杀了；穆宗看透了事情的本质，选择了躺平，“我不管了，你们争吧，争出个结果通知我一声就行。我不妨碍你们任何人。”所以穆宗如此昏庸、残暴、长期旷工……居然能在位长达18年，最后还是被“小人”意外杀死，而不是被贵族们造反推翻，如果穆宗不是那么作，起码别嘴欠，也许还能多活几年。
如果非要往穆宗脸上贴金的话，那可以说他做到了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如果把世宗的“有为”和穆宗的“无为”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就非常明显了，“为”与“不为”其实就是对利益蛋糕的染指与否。世宗想分蛋糕，就被干掉；穆宗懂事不碰蛋糕，也就可以苟活。
另外，如果再把辽景宗——或者说“萧太后”放进来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了：穆宗遇弑后，辽国进入到景宗朝，由萧太后执政，孱弱的辽国在短时间内满血满BUFF原地复活，宋辽立刻攻守互换，大宋从此不敢谈论“北伐”。
也就是说辽国只是忙于内斗，综合实力并未衰减，等角逐出一个大家都信服的话事人后，辽国就还是那个辽国。
再比如穆宗虽背负残暴嗜杀之名，却只杀无关痛痒的“小人”，以及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政治边缘人物，而能牵扯到派系利益的核心人物即便造反，也只是“下不为例”的批评教育，他实在不敢得罪任何一个势力。
辽国的水太深，穆宗把握不住。
有人也认为，这种压抑的氛围也是造成穆宗心理扭曲的原因，所以穆宗在初期较为克制，而越到后期越喜欢杀人，手段也越加残忍血腥，这就是长期压抑的结果。
穆宗时期的辽国是内部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各派系忙于内卷而无力对外扩张，这种扩张不仅是领土疆域，也包含政治影响力等软实力，所以辽国基本休克了二十年。
在对外关系上，特别是对待中原事务上，辽国表现得非常佛系。
比如北汉，作为傀儡和地缘政治的筹码，北汉越来越让辽国感到头方，从提款机变成了鸡肋。自刘承钧即位以来，就时时刻刻想要摆脱辽国控制，很有当年石重贵的神韵。比如刘承钧把赌注押在潞州李筠身上，准备一把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