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召集群臣商议。
宰相李昊开宗明义：“从之，则主上受辱；不从，则难逃大战。诸位有信心打败周师吗？”
这么问，没人敢说“从之”。于是诸将争先恐后地表忠心，说陛下圣明，江山险固，岂能望风而降？我们愿意以死报效君王！
孟昶大受感动，当场命李昊用强硬激烈的措辞回复高保融。我投降你个串串！瓜娃子，来成都陪老子耍耍嘛。
随后，孟昶以赵崇韬挂帅，孟贻业、赵思进、韩保贞为纵队司令，率领六万大军奔赴前线，守备各处卡口，准备跟后周一决高下。
后来的故事前文也已经提及，在后周尚未完成战争集结的时候，立功心切的李玉贪功冒进，擅自开团，导致大败。柴荣经过理性地分析研判后，果断放弃伐蜀，转而北伐，完成了“北定三关”的壮举。
后蜀化险为夷，长舒一口气。
又过了半年，赵匡胤陈桥兵变，改国号为大宋。
在这一年得年底，宰相李昊上奏，说大宋国力强大，有并吞宇内之雄心，我们最好恢复一下两国关系，向大宋称藩。
孟昶很不高兴，给出的答复是：“你一边儿凉快去吧（卿且去，朕徐自图之）”。
这一年的年关岁末，发生了两件有意思的事：
第一件事是后蜀皇太后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神人给她托梦，神人自称是在皇宫守护皇上的神龙，特来向她老人家请假，因为世界那么大，它想去看看（皇太后梦青衣神，自言宫中卫圣神龙，乞出居于外）。于是孟昶就依母亲的指点，在昭觉寺修建一座祠堂，房产证给到神龙。
卫圣神龙出居于外，人们私下议论纷纷，说这是不祥之兆。
第二件事更有意思，它差点儿勾起人们遥远的回忆——“南诏入寇”。此时洱海一带的南诏政权已经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大理国”，其统治者名叫段思聪。段思聪打算军事入侵，其宰相高候极力反对，说当初南诏在最鼎盛时期勾结吐蕃，联合对蜀地用兵，尚不能侵夺，旷日持久的战争反倒把自己拖垮，以致亡国，如今周主英明神武，雄心壮志，蜀地孟氏早晚必为其所吞并，我们应该修缮城池、秣马厉兵，静观其变，何必劳师远征，为自己招致祸端呢？别以为自己叫个“思聪”就能多NB，别撕葱不成、反被割韭菜。
段思聪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取消了入侵计划。
关于大理国和段氏，后文还会提及，在此一笔带过。总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管是南诏还是大理，成都是他们梦魂萦绕的温柔富贵乡，做梦都想舔一口。
公元962年，随着大宋帝国的日益强盛，孟昶愈发惧怕宋兵入蜀，于是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储备，其中最饱受争议的举措就是颁行铁钱。
铸铁钱、锡钱、铅钱等等，都是古代常见的金融措施，可以简单理解为今天的量化宽松，再通俗一点，就是增发货币，狂开印钞机。
蜀地缺铜而多铁，所以蜀地常用铁钱代替铜钱。除了蜀地，其他割据政权也有使用铁钱的例子，比如南楚。除了受限于客观矿产资源，军阀主观上也把铁钱、铅钱等作为割韭菜的手段，其中吃相最难堪的当属唐末的幽州刘仁恭，此君直接发行“泥钱”，明明可以抢，他还慷慨地赠送了泥土。
从古至今，货币政策都与政权的兴亡息息相关，坚持铜钱的未必不会出事，而合理运用铁钱的也会创造经济奇迹，比如马殷的南楚政权，就是通过以铸铁钱为基础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使得南楚繁荣富庶，一度成为中国商业中心。
孟昶在“秦凤之战”时就开始铸造铁钱，但当时仅仅是在边境地带试行，到了962年，则颁行全国。滥发货币（铸铁钱）的直接原因就是筹措军饷，解一时燃眉之急，但它所带来的危害也是相当大的。
首先是流通不便，铁钱的价值低于铜钱，要想买一匹绢，要背着上百斤的铁钱。正因铁钱流通不便，所以后来才在蜀地最先出现了纸币——交子。
其次是假币泛滥（私铸），铸铁钱的设备门槛和技术门槛远低于铸铜钱，于是造假钞（私铸铁钱）的犯罪行为屡禁不止，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冒死犯法者前赴后继。
第三是扰乱正常生产经营，基于上述私铸的原因，官府不得不“禁铁器”，就像铜禁一样，但铁器在民间的使用场景更加广泛，如菜刀、锅碗瓢盆、农具等，官府为了防止私铸，就要严格管控民间的铁器使用，严重影响了百姓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第四是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这也是上述原因引发的连锁反应。
第五，则更为致命，那就是容易遭受金融狙击。简单说，就是境外势力“造假币”，然后套购本国、本地区商品，扰乱市场秩序，从而加速货币贬值、恶性通货膨胀、财富缩水……
962年，孟昶向着深渊迈进了第一步。
深渊也在向着孟昶招手，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