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诗”、“赋”不再是必考科目，所以念书人也就不用每日平平仄仄了。
如此一来，“答蕃书”的分量就加重了，也侧面反映出了明宗一朝的外交事务日益繁重，国家真正急需的不是吟诗作赋的人才，而是外交人才。
另外多提一句的是，这位刘煦同志，就是《旧唐书》的名誉主编。
在与契丹的外交关系上，李嗣源时期的中原暂时处于上风，不仅卢文进、张希崇弃暗投明，连辽太祖的长子、前皇储耶律倍都弃国来投奔，让后唐赚了短线的吆喝、长线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位耶律倍也当了一回“卖国贼”。
这位“东丹囚徒”在李嗣源这里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天子礼），冰火两重天的刺激让耶律倍失了分寸，激动之余，先进献了三枚大辽印信，继而进献了契丹地图。
献印，只是一种务虚的表明态度、姿态，而献地图，则是实实在在地卖国了。
耶律倍献地图，在《明宗本纪》中有明确记载，而《辽史》中却不见记载。也许契丹人并不知道耶律倍的卖国行为，或者有意回避、美化，因为耶律德光死后，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即位，史称辽世宗，他必然要对老爹进行一定的包装。
面对“四夷来王”的盛况，李嗣源的内心深处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冷静的。“小藩”们只求小恩小惠，原本就不是外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大藩（契丹）暂居下风，却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才是后唐外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而李嗣源最大的难点则是朝廷内部——权臣安重诲，这位憨直而又热血的愤青，不仅把国内藩镇们搞得鸡飞狗跳，甚至敢于插手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立储。
安重诲将为他的鲁莽和无知付出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