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州，除了京畿地区，以及那些超规格的“府”以外，其他的无非是上中下三等。开元年间，共有四辅、六雄、十望、十紧、一百九十个上州、二十九个中州、一百八十九个下州。
户口低于两万五的就是下州，不设更低的下限。
所以渭州一直都是当之无愧的下州。
但实际上，下州的说法，只是朝廷很懒没有细分。这种情况跟60分及格线以下，有59分与0分是一个道理。
真要细分起来，有那种与中州擦边，人口两万出头的下州；也有那种仅仅数千户口，还比不上上州一个县人口的“下下州”！
而这个“上中下”的划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口的迁徙，中州可能变成下州，下州也可能变成中州甚至上州。大唐官府每做一次户口普查，就会变动一次。
一个州内户口多少，乃是刺史考核的重要“硬标准”。要是在某人任期内，又无战乱，又无灾害，户口数不但没变多，反而越来越少了，那这个刺史还能落到好么？
负责考核的吏部也不睁眼瞎啊！
薛上童提的这个问题，是唐朝自开国以来就不能公开提的“人口流动”问题，也是个可以把普通人坑死的“不能说的秘密”。
根据路上的所见所闻，方重勇心领神会，但依旧揣着明白装糊涂询问道：“薛刺史何出此言啊。”
“自汉代以来，强兵皆出陇右。陇右四郡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兵员。
可是自朝廷改长征健儿以来，家属皆迁徙到边镇。渭州自然也不能幸免，大量户口随着长征健儿迁徙到了西边的兰州，河州，临州，鄯州等地，在那边屯田。
而渭州损失的户口，朝廷也无法补齐，更是没有百姓愿意来渭州开荒。
现在渭州愿意耕种的百姓越来越少，而且朝廷还在这里开牧场放牧，整个渭州都快变成牧场了。
放牧不需要那么多人，户口会减少，那是显而易见的呀。”
薛上童不愧是“官宦世家”出身，讲起道理来头头是道，一番话就把所面临的困境说得一清二楚了。
本来，渭州地区平地少山地多，属于“亦耕亦牧”的地区，但是当地的地形，还是放牧更容易一些，只有想出政绩的官府才会鼓励农耕。
如果本地人口多，那么这里就必须在山坡上开“坡田”，这种田是梯田的前身，耕种效率远不如梯田。平地也不是没有，只是渭州这边平原面积只有10%不到。
哪些人会分到平地上的田，不言自明了。
如果本地人口少，那么这里就是游牧区，山坡是可以放牛放羊的，也很省事。只不过，放牧经济承载不了那么多的人口，多的人怎么办呢？他们是辛苦开荒坡田，还是去别处讨生活？
渭州就是两种经济模式都有，互相补充，某个阶段以某一种模式为主而已。
人多地少，就可以在山地开垦坡田，种植小麦与豆类。但是开垦这些山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见效也很慢。如果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本地人宁可迁徙，去别处讨生活。
一个府兵改募兵，就彻底改变了渭州的经济生态。户口都迁徙到边镇了，手里贫瘠的山坡地也被本地豪强买走了，这些豪强可以转农耕为游牧，但其他小门小户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再加上朝廷也在这里开了牧场，专门为宫廷提供牛马羊都牲畜，更是挤压了自耕农变牧民的空间。本地户口不逃亡才是怪事呢，去长安当个织户也比在渭州耕田强啊！
这种情况，也不存在好或者不好的问题。好或者不好，都要看对谁而言。不谈对象只谈好坏，很多时候会得到错误的答案。
地方利益都是必须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渭州的变化对大唐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要另说，但对于薛上童而言绝对是坏事！
方重勇也很明白，假如将来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矿藏，那渭州就是矿业经济体系，啥也种不了，一切都要以矿业为主。
国家是最大的，其次是地方，最后是个人。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朝廷如果查渭州的户口，发现在薛上童的任上少了几千户，他们会不会觉得是薛上童的“暴政”导致的呢？
最起码一个“治理无方”是跑不掉了。
像薛上童他们这样的官宦世家，不勒索百姓就已经是业界良心了，又怎么可能忍得下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掉坑里？
他们想办法脱坑是必然。
方重勇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薛上童就是冲着自己身上监察御史的职务来的啊！方重勇这次出行带着僚属，让薛上童以为他方衙内是要在渭州拿刺史祭旗了！
其实方重勇就是个路过的，要是薛上童不出面迎接，他都未必会进渭州城！
“某会修书一封，对朝廷诸公禀明渭州的情况，御史中丞郑叔清与某还有几分交情。不过御史台的人听不听，那某就不能保证了。
本来，这次本官也只是途经渭州，最终还是要去鄯州募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