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最忌循规蹈矩。
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大宋就流行起“亲授方略”，大军出征前，皇上给出最高指示，将帅们依计而行。
赵匡胤戎马一生，他的见解还算老道，赵光义也勉强够及格线，但是后来的宋朝皇帝几乎全是生长于深宫，很少亲眼目睹过战争，即便有，也只是跟在赵光义身边混资历而已，本着“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的精神，让他们坐在汴州皇宫里遥控指挥千里之外的战场，想想就离谱。所以后世相信这也是导致宋朝军队战斗力日趋衰落的原因之一。
年底，河北边境盛传辽军将要深入南侵的消息，各地紧急修缮城防，进入战备状态，人心惶惶。据说边防军一天之内抓到80余名辽国间谍，皆证实辽军将有大动作。
正对赵光义胃口，赵光义又将亲征议题提上日程。然而边防大将柳开却上疏极言辽军必不至；河北东路转运使王嗣宗亦上疏极言辽军不至之状。
柳开对辽国有深入的了解，还险些策反辽国边将。有位名叫白万德的辽军将领，史书只说他是“为辽贵将”，手下有七百余帐，他祖籍镇州，宋境内有位地方豪杰与其是亲家，这位豪杰经常去白万德军中串门走亲戚。柳开就以此为突破口，劝说白万德携幽州归宋，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裂地封侯，白万德心动了，答应了条件，并派人来商讨具体的举事时间，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柳开奉诏徙知全州，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经一番审讯，果然又是辽军散播的战争谣言。
与此同时，新近臣服于辽国的夏州李继迁在西边继续搞事情，牵制着大宋的精力。如果大宋全力防辽，那么西线则陷入被动，夏州势力做大做强；如果全力西征，则留给大辽可乘之机。
国际形势在“雍熙北伐”后对宋极为不利。大宋内部情况又如何呢？
当时赵普再次入朝，在皇子赵元僖的建议下，赵光义重新启用赵普。赵普帮赵光义制定了西线方针——以夷制夷。简单说，就是将李继迁的兄弟——李继捧，放回夏州，让他们同室操戈。
受夏州权利纷争的波及，李继捧其实是在大宋庇佑下的政治难民，大宋将他放回夏州，是一种老套路，无论是后唐朝廷收留耶律倍、还是辽国收留北汉刘继文，都是这么个套路。然而世殊时异，赵普的这个办法饱受质疑，朝中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
赵普堪称传奇人物了，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等大制作的幕后总导演，为大宋朝的开创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这一辈子给太祖、太宗出了不少好主意，很少有失误的时候，一般认为他这辈子只出过一次错——就是这次。
赵光义最终还是采纳了赵普的建议，授予李继捧“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头衔，并赐国姓，赐名“保忠”，李继捧从此改名为“赵保忠”。大宋君臣寄希望于夏州党项人从此陷入手足相残、兄弟相争的局面，或者由赵保忠同志当地区代理人，如此美梦却在不久之后成为一场噩梦，这是后话。
作为缓冲区的北汉灭亡后，代表游牧文明的大辽和代表农耕文明的大宋之间必然要爆发一场全方位冲突，来确认国际话语权并划分各自的生存空间。
“雍熙北伐”虎头蛇尾，双方都没有使出全力，互相不服，所以在此之后是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比如上文“君子馆之战”。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这种规模的试探和摩擦从未间断，直到1005年两国达成“澶渊之盟”，才彻底结束了这场持续了25年的宋辽大战，为两国赢得了百年和平。
而“澶渊之盟”已经是宋真宗时期的事情了。
在太宗最后的这几年里，除了夏州让他老人家无比头方之外，他还赶上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其规模远比我们熟知的“梁山好汉”要大，连方腊都要敬让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