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设寨，放出话来，要攻打成都，恢复蜀国。
玩儿砸了！
之前蜀地之乱是王全斌有意为之，因为这种乱是在他的掌控之下，这种乱可以使他得到利益。他原本淡定从容，是棋局的设计者，然而棋局转瞬之间就失去了控制，玩儿火者终将自焚。王全斌害怕了。
恐惧会让人失去理智，会打破人的底线。此前，王全斌把成都的降兵集中关押在瓮城中，以防其哗变作乱，现在王全斌怕他们里应外合，于是下令将他们全部屠杀。
大将康延泽极力劝阻，不见成效，眼看成都就要流血漂杵，康延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说那就把其中约七千老弱病残放了吧，其余手无寸铁的降兵则用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到汴州，如果他们中途真想作乱，再杀也不迟啊！
在这里插播一段电影《投名状》的片段极为应景。
“他们是兵。”
“可他们投降了。”
“还是兵。”
最后，在康延泽声嘶力竭的哭喊声中，王全斌将瓮城中两万七千余降兵屠杀殆尽。
除了杀降，王全斌在祸害百姓方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其麾下某位大将“割民妻乳而杀之”，跟小鬼子一样惨无人道。赵匡胤听说后，立刻命令该将领回朝，然后斩首示众。
朝中很多官员为这位将领求情，赵匡胤流着眼泪说道：“王师入蜀，解救万民，她一妇人有何罪，要如此残忍虐杀？必须要给蜀人一个说法！”
其实这件事要跟吕余庆杀闹事的军校串联起来。如果说“军校抢劫案”是王全斌投石问路、主动挑衅朝廷的话，那么“残杀蜀妇案”则是朝廷敲山震虎、主动震慑王全斌，两件事都以朝廷的胜利而告终。那些求情的高官们也不是替嫌犯求情，而是站队王全斌，越是有人求情、求情的人越多，赵匡胤就越是要杀之。朝廷是赵匡胤的朝廷，不是王全斌的朝廷。
随后，赵匡胤调康延泽为普州刺史，率兵平叛。康延泽找王全斌要兵，王全斌只拨给他区区一百人。
康延泽边走边招募部众，边走边培训，等走入叛军控制区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千人。而这临时拼凑起来的一千人，要面对的是全师雄手下大将刘泽率领的五万叛军。
康延泽宣讲朝廷政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很快就收编了两千贼众，发展到三千余人。刘泽率三万贼众出战，康延泽以少胜多，三千胜三万。随后，康延泽进驻普州。在康延泽的恩威并施之下，刘泽终于率众来降，全师雄叛军在东川的主力势力被瓦解。赵匡胤立即任命康延泽为东川七州招安巡检使，负责东川地区的剿匪工作。
王全斌画虎不成反类犬，原本要养寇自重，到头来却养虎成患。为了平定叛军，王全斌不得不请求朝廷派兵救援。朝廷派丁德裕、张屿、王珏等赴援；又将兴元安守忠任命为汉州刺史。
安守忠，沙陀人，祖父安金全，父亲安守琦。安守忠同志根红苗正，能力出众，顾全大体，深得赵匡胤信任，初收两湖时，就被任命为永州刺史，安抚地面，之后又调回汴州，守护河阴屯田兵。河阴是以汴州为中心的庞大水路网络的重要节点，是大宋这台战争机器的马达，关乎帝国命脉，能任职于此的必须是值得信任且能力出众的同志。消灭后蜀，赵匡胤又让安守忠权知兴元府，坐镇这个中原与蜀地的连接点、枢纽重镇。
在兴元府任上，安守忠尽忠职守，甚至自掏腰包，补贴来往使节，成为中原与蜀地的重要桥梁。每当朝廷要派使节入蜀，赵匡胤都会亲自叮嘱使节，说你们见到安守忠同志后，一定要多多向他学习！
现在，赵匡胤将安守忠派往汉州，深入蜀地。换句话说，朝廷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蜀地，王全斌的如意算盘彻底泡汤。
乾德四年（966）12月，全师雄在战斗中负伤，很快伤病发作而死，其残余部队很快就被完全镇压下去。持续了一年多的全师雄叛乱终于被平定。
乾德五年（967）正月，蜀地臣民告御状，控诉王全斌、王仁瞻、崔彦进等在蜀地的种种不法行为。于是赵匡胤将入蜀作战的将领们同时召还。由于此前中央势力对蜀地的渗透，王全斌等人无力抗旨，只得乖乖回朝。
王仁瞻最先回来，他要恶人先告状，推卸责任、甩锅给战友。面见赵匡胤之后，王仁瞻摆出一副供认不讳、和盘托出的样子，几乎是告所有战友们的黑状，“历诋诸将过失”，想以此掩盖、减轻自己的问题。
聪明不过天子，实际上王全斌、王仁瞻等人的身边早就密布朝廷眼线，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赵匡胤的掌握之中。
等王仁瞻唾星四溅地表演完了，赵匡胤皮笑肉不笑地问道：“私纳李延珪姬妾，擅开成都府库贪污公款，也是他们干的喽？”
王仁瞻大惊失色，汗流浃背，急忙跪地磕头，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处置发落的方面，也体现出了赵匡胤的领袖气质。
首先是指出问题的严重性。给他们上纲上线，扣上一个他们承担不起的罪责——私吞军饷，杀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