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稻草】
刘承钧要想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就要先摆脱契丹爸爸的控制，而要想摆脱契丹的控制，就要先做到“独立且自主”。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怪题。
在刘崇时期，北汉的内政、外交，事无巨细都要贯彻六字方针——早请示、勤汇报，一切尽在契丹的掌控之中，刘崇唯唯听命而已；按照事前的约定，北汉每年都要向契丹缴纳一笔不菲的“保护费”，逢年过节或有其他庆贺，还要另备厚礼，向契丹贡献……
政治上的操控、经济上的盘剥、军事上的威胁恐吓……在契丹的控制之下，北汉只能作为大国之间的军事缓冲带、外交谈判的筹码、地缘政治的棋子，永远不可能获得“独立”和“自主”，因为这不符合契丹爸爸的利益。
其实石重贵已经为刘承钧做了一个示范，给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却并未引起刘承钧足够的重视，相反，倒是契丹人认真总结了石重贵背叛的前车之鉴，终于将刘承钧的反抗扼杀在摇篮里。
刘承钧即位以来，有意识地疏远契丹，不聚集、不扎堆、减少不必要接触，请示和汇报也逐渐减少，也就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其实刘崇时期虽然是事无巨细地请示、汇报，但契丹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一竿子插到底，真正的“细”是不会干涉的，只要别在“巨”上出问题就行，契丹人只在乎你的态度，大国要面子。
除了来往频次上的减少，刘承钧在书信中的言辞也开始不再那么卑微，使节的礼数也日趋简化和敷衍。
此时的契丹人正处低谷，萎靡动荡，无暇顾及逆子。
刘承钧就这样，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几年之后，迎来了“泽潞之战”，刘承钧将此看做是北汉彻底走向独立自主、强大富足的转折点，所以才会征调全国精锐南下援助李筠。
然而事与愿违，“泽潞之战”后，北汉更加依赖契丹人的保护，从这一刻起，北汉开始不断地“遣使如辽”、“以宋侵告辽”……
“泽潞之战”也让契丹人看清了刘承钧的脑后反骨，这家伙果然要做石重贵第二。
虽然对北汉心存不满，但为了遏制中原势力，契丹人又不得不派兵帮助北汉。而这又让刘承钧产生了战略误判，让他认为契丹一来是没有看穿他的小心思；二来是在中原势力的牵制下，契丹不可能放弃北汉，所谓北汉虐辽千百遍，契丹待汉如初恋。
套用当下时局，刘承钧就好比泽莲司机。
于是，刘承钧更加大胆地推进内部的改革，大肆打压、排挤“先帝系”，提拔自己的嫡系。
我们可以类比后晋，“先帝系”是时代的见证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亲辽派”，正是由于他们的亲辽主张和积极推进，才赢得了辽国的大力支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而石重贵则将他们斥为卖国贼、叛徒、汉奸，从而提拔了一批“反辽派”，于是国家路线被修改。
刘承钧同样是排斥“先帝系”，其核心人物段常更是惨遭灭门。
这是什么行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就骂娘。吃爷、喝爷，还想反爷？辽国震怒，决定给刘承钧施压。
辽国施压的方式比较温和——扣留使节。反攻乐平失败（963年）后，北汉急于获得辽国更多的军事援助，于是接连不断地“遣使如辽”，搬请救兵。辽国的态度逐渐冷淡，从最开始的有求必应，渐渐地，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告急，辽国才会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遇宋军辄撤兵）。到现在，辽国干脆不再派兵。
没有辽国的军事援助，北汉灭亡在即，刘承钧只能厚着脸皮继续派使节。
辽国将使节扣留，然后送来一封国书，列举了北汉的“三大罪”，予以严厉谴责。“三大罪”：擅改元、援李筠、杀段常。
刘承钧即位之初沿用“乾佑”，直至三年除服，既放弃了象征后汉正统的“乾佑”，又没有尊奉天朝上国——辽国的年号“应历”，而是自创年号“天会”。改年号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这是辽国的红线。
在援助李筠方面，辽国人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刘承钧“有所觊觎”。丰满自己的羽翼，偷偷摸摸地发展下线，壮大自己的势力，就你这点小心思，能瞒得过谁？这同样是辽国的红线。
杀段常，是北汉派系斗争的高潮代表事件，象征着刘承钧对内部“亲辽派”的清洗和对国家亲辽路线的修改，其目的在于削弱辽国对北汉的影响力，摆脱辽国的操纵，这当然是辽国的红线。
刘承钧在这三件事上全是踩着红线蹦迪，在作死的路上渐行渐远。他误将辽国人的沉默当做愚蠢，把辽国人的大局思维当成束手无策。棋子一旦把自己当成下棋人，就离死期不远了。
辽国人受够了刘承钧，就像受够了石重贵一样。但有了石重贵的前车之鉴，辽国人暂时没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打算，而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扣留使节、遗书责骂。爹打儿子，只想教训教训，不是想打死他。
刘承钧做贼心虚，一看这“三大罪”，特别是对援助李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