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元福提醒冯晖，说蛮虏知道我们粮草断绝，又无水源，千里奔袭，师老兵疲，他故意假装和解，实际则是拖延时间，等拖到晚上，就会对我们发动突袭，把我们一举歼灭。
冯晖也看穿了拓跋彦超的诡计，可他们占据险要地势，易守难攻，我们该怎么办？
药元福分析道：蛮虏部众虽多，却缺少精锐，且全都靠山列阵，只想着拖延时间，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且他们阵前的步兵对骑兵根本没有杀伤力。我准备率领骑兵冲击他们的阵地，如果取胜，我就会举黄旗示意，那时你再率领全军冲杀，如此一战可擒之！
冯晖同意。若如所料，拓跋彦超被打败，狼狈逃跑。
冯晖、药元福顺利进驻灵州。
于是，西北又恢复了和平稳定。
西南和西北的威胁都得到了及时妥善的处置，没有进一步发酵，也助长了石重贵的嚣张气焰。
后晋已经被连年的自然灾害和两次大规模对辽战争搞得筋疲力竭，事实上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迫切寻求一种打破僵局的妙招，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与契丹达成和平协议。
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可以很轻松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挑动契丹内部的路线斗争，帮述律太后赢得主动权，压制“灭晋派”的耶律德光。
然而石重贵却灵光乍现，迸发出一个奇思妙想，他要开辟第二战场，以战迫和。在他看来，后晋两连胜，都折腾到崩溃的边缘，那么两连败的契丹岂会舒服？耶律德光必将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所以只要后晋继续加把柴、添把火，那么契丹政局必然出现大地震。
理论上看起来似乎也没毛病，那……具体怎么实施呢？
石重贵坏坏地一笑，为大家亮出来他压箱底儿的秘密武器——高丽。
这是一个神奇的民族在一片神奇的土地上建立的神奇的国家。
后梁贞明四年（918），中国的西南部，前蜀高祖、“贼王八”王建去世；同年，中国的东北方，另一位名叫王建的人，被部下拥立，取代了新罗国王，改国号为“高丽”。
稍微普及一下，这个“高丽”政权又被称作“王氏高丽”，与历史上的“高句丽”没半毛钱关系。
“高句丽”政权出现在中国的西汉时期（约公元前37年），到唐高宗时（668）被大唐军队灭掉，高句丽政权的主体部分并入大唐版图。
二百多年后，王建与唐末的藩镇军阀一样，被部下拥立夺权，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高丽”，蹭“高句丽”的热度，就像在中原，凡是姓李的军阀搞割据或建国，必然改国号为“唐”，姓刘的就是“汉”。
所以说，“高丽”与“高句丽”的关系就如同大汉（刘邦）与后汉（刘知远）、大唐（李渊）与后唐（李存勖）的关系一样。
这位高丽的开国之君王建也是英明神武，918年篡权自立，935年吞并新罗，936年灭后百济，统一了今天的朝鲜半岛的中、南部。虽然这点儿屁大的面积放在中国也就是半拉省大，也就一个幽州卢龙军，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太祖爷王建统一半个半岛的举动已经是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了，简直就是秦皇汉武，宇宙第一高质量男性。
史籍记载，“高丽王建用兵击破新罗、百济，于是东夷之国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节度、百二十郡。”
公元936年，高丽王建在朝鲜半岛气吞山河，同年，在中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石敬瑭建国称帝。
高丽王建派人秘密告诉石敬瑭，说他与渤海国王是亲戚，契丹人灭了渤海国，国王被俘虏，我愿意与后晋联合起来，南北夹攻契丹，为渤海国复国，给我亲戚报仇！
石敬瑭时期迫于实际形势的压力，奉行“亲辽政策”，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挑战契丹霸主的地位，对于高丽王建的提议，石敬瑭直接无视，不做任何回答。
如今，雄心壮志的石重贵想到了这段尘封的往事。
契丹自耶律阿保机时期开始，就对中原蠢蠢欲动，而之所以在整个后梁、后唐时期保持了理性克制，很大程度上就是被渤海国绊住，担心后院起火，而之所以在后唐末期敢深入中原为寇，也是因为吞并了渤海国，解决了后顾之忧。
如果高丽王建能够在朝鲜半岛出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势必牵制契丹的精力。
正巧，高丽王建去世，其子王武主持国政，派来使节向后晋告哀。
石重贵踌躇满志，立即派高级官员郭仁遇出访高丽，表面上是出席王建的葬礼，顺便册封王武为高丽国王，实际则是借机与王武商讨两国夹攻契丹的军事行动。
在之前高丽王建的描述中，他们高丽人兵强马壮、经济繁荣，举国上下充斥着对契丹人的仇恨，只要天朝大国点点头，他们便会立刻给予契丹人沉重的打击，起码能使渤海国复国，至于能不能一举消灭契丹，那就要看天朝大国是否有足够的怜悯和仁慈了。
郭仁遇满怀期望地来到高丽国，受到了王武的亲切接见，在全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