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顺不顺】
李从厚登基后，回鹘可汗遣使贡方物，更振奋人心的是，“契丹遣使朝贡”，被史官们骄傲地记录在史册上。
然而打脸的是，在《辽史》中亦有相关记载，“唐遣使来告哀，即日遣使祭吊。”
中原史官努力营造万国来朝的美好盛世，常把正常的外交活动记录为“某某国遣使进贡”，以彰显我天朝大国之威。
在李从厚登基过程中立有功劳的，自然有相应的封赏，如康义诚、朱弘昭、冯赟、孟汉琼等，除此之外，作为安抚、统战，也对境内强藩一一封赏，如石敬瑭、李从珂等；另外也要对诸特别行政区首脑进行封赏，如荆南高从诲封南平王、潭州马希范封楚王、两浙钱元瓘封吴越王、蜀王孟知祥加检校太师。
制书下到成都，孟知祥踌躇满志，得意地对左右人说道：“李从厚年纪轻轻，根基尚浅，而掌握实权的也都是政治暴发户，同样没什么根基。真正的强势人物岂会久居人下？哈哈，等着瞧，中原早晚必乱！”于是拒绝接受李从厚的封赏。
拒绝了李从厚的封赏之后，孟知祥于当月建立宣布脱离后唐中央，独立建国，成立“后蜀”。孟知祥成立后蜀的故事，后文详述。
孟知祥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从厚朝廷的畸形的政治形态，准确预言了一场大乱。
“火箭派”的打击手段呈现出狡猾老练地多样化，比如针对“从龙派”，就是恩威并施，除了排挤打压，还有拔擢，具体的操作就是有实权的要打压，反之则要提拔为政治花瓶。
比如谏议大夫唐汭，是个典型的书呆子，迂腐而耿直，脑子一根筋，所以才担任谏议大夫这个职位，唐汭与宋令询一样，一直都是李从厚的幕僚，跟随李从厚历任三镇。“火箭派”就提拔唐汭为枢密院直学士，成为天子近臣，负责为皇上翻译臣子的奏章，与冯道、赵凤之前的工作一样。
同时，把“火箭派”的党羽陈乂也安排为枢密院直学士，秘密监视唐汭。
唐汭情商低，不懂圆滑处世，做事有棱有角，这种人容易对付，容易被罗织罪名，把他安排在李从厚身边，既可以安抚李从厚的情绪，又可以利用为间谍，一举多得。
短短两个月之内，“火箭派”的动作顺风顺水，公开或潜在的政敌被他们一一排除，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收拢和巩固。相比于这些软柿子，真正的挑战是石敬瑭、李从珂等“实力派”。
也许是前期虐菜带来的迷之自信，“火箭派”在面对“实力派”劲旅时，显得尤为轻松惬意，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更藐视敌人。
首先，是战略层面的严重失误。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谁。表面上看，是李从珂、石敬瑭等鲜活的个体，实际上则是轰轰烈烈的“削藩”运动。
换句话说，他们的敌人是抽象的制度，而不是具象的个体。这也是导致李从厚悲惨结局的真正原因，他在用极其微弱的力量试图挑战二百年顽疾。
其次，在战术层面，他们没有养精蓄锐，跳过猥琐发育的阶段，直接开团。
最后，还是战术层面，在面对多个敌人时，他们没有选择逐个击破，而是选择无差别群嘲，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火箭派”打压“从龙派”，惹得李从厚很不高兴，而打击“后宫派”、“秦王派”等则会收获李从厚的好感和支持，特别是对“实力派”的削藩行动。
有皇帝的撑腰，这也是促使“火箭派”能够迅速开团的重要原因。
皇帝支持朝官削藩，像不像唐昭宗的手笔？李从厚没能从唐昭宗身上汲取教训。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自李嗣源病重以来，李从珂多次派妻子进宫伺候，打探宫中消息，李嗣源驾崩后，李从珂声称患病而不来京师奔丧，很明显，这是李从珂对中央不信任，不敢贸然前往这块儿是非之地。而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在禁军序列，身居控鹤军总司令，握有兵权，且在“李从荣谋反案”中立有大功。
于是，“火箭派”就拿李重吉当突破口。首先将李重吉外放为亳州团练使，排挤出中央朝廷，剥夺其禁军兵权；李从珂的一个女儿李幼澄剃发出家（惠明大师），在洛阳当尼姑，“火箭派”把她请进宫里，软禁起来，扣为人质。
儿子有功不赏、反被外放，已经出家的女儿被扣为人质……李从珂明白了，他即将被套路，下一步，要么是移镇，要么是宣召入宫。
就在“火箭派”和李从厚要按照套路往下进行的时候，一天之内连续遭遇两件异象：
先是李从厚在经过兴教门的时候，突然有一只老鹰从天而坠，黑鹰坠落，死在李从厚面前；随后刮起狂风，阴云密布，白天犹如黑夜。
李从厚是公元933年12月登基，当年并未更改年号，仍沿用了“长兴四年”，春节后，正月初七才改元大赦，改“长兴五年”为“应顺元年”（934），这个年号起的非常实在，应顺，应该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