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李从珂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特别是当了皇帝之后，还是在没有喝醉的清醒状态下……
把二人骂懵圈了，因为“和亲”是薛文遇给李从珂提出来的，二人一无所知，所以对李从珂说的什么“我女儿年幼、你们把她卖给蛮夷”之类的话，根本听不懂。
但他们还是准确地总结出了皇上的中心思想，那就是反对与契丹结盟。同时，二人还听懂了恐惧。
二人汗如雨下，慌忙跪地叩头，表明自己完全是站在后唐的角度上，考虑的是后唐的利益最大化，绝没有卖国之心，更不可能为蛮夷争取利益，请皇上明察！
李从珂根本没心思听二人解释，怒气只增不减，咆哮诟骂，口吐芬芳。
吕琦吓得几乎哮喘病发作，大口喘气，磕头的动作稍微有些缓慢。
李从珂便指着吕琦骂道：“吕琦，你一向傲慢倔强，分明是没把朕当皇上！”
吕琦谢罪道：“我们呆萌愚钝，谋略不足，愿意听从皇上发落，多磕头管什么用？”
李从珂骂累了，怒气稍稍缓解，这才恩准他们停止磕头，每人赐一杯酒压惊，然后就让他们各自滚蛋回家。
随后，吕琦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的办公地点是御史台，在宫外办公，无法进入皇宫，也就是被李从珂疏远了。
李从珂痛骂、疏远李崧、吕琦，向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凡是主张与契丹维持友好关系的，都是汉奸；凡是主张对契丹态度强硬的，都是忠臣。
从此之后，再也无人敢提对契丹结盟一事。后唐与契丹邦交正常化落空，也就为石敬瑭、赵德钧等人勾结契丹谋反提供了客观条件。
李从珂的文官集团究竟有多混乱呢？太常丞史在德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参考资料。
清泰二年（935）3月，史在德的一份奏章引起了朝野震动，在这份奏章中，史在德火力全开，措辞激烈地抨击时政，把满朝文武几乎骂了一个遍，内容爆燃：
“……称武士者，不闲计策，虽披坚执锐，战则弃甲，穷则背军；称文士者，鲜有艺能，多无士行，问策谋则杜口，作文字则倩人。所谓虚设具员，枉耗国力。”
——武将们打起仗来就知道逃跑，跑不了就倒戈；文官们没文化没品德，别说没有安邦定国之策了，连公文都需要找枪手代写。朝里简直是一群吃干饭的废物。
随后，史在德建议进行一次全面考核，进行一次大换血，把废物撤下来，把底层的人才提上去。
宰相卢文纪等怒不可遏，指使谏官刘涛、杨昭俭等上疏，指责史在德的过失；中书省也上疏予以驳斥。
史在德单挑满朝文武。虽然措辞比较激烈，但史在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从珂集团的现状，国家顶级智囊团全是滥竽充数之辈。
而李从珂居然顶住了满朝文武的压力，力挺史在德，还拿魏征与唐太宗的故事做比喻。说即便史在德用词不当、措辞夸张，但不能因言获罪，如果我今天处分了史在德，今后谁还敢说真话？
于是下诏批评了谏官刘涛、杨昭俭等人，说当年陕县的一个小小县丞皇甫德，也曾上疏指摘时政，言辞激烈、恣意谩骂、侮辱诽谤，毫无人臣之礼，简直该杀，然而魏征却劝唐太宗赦免他，魏征同志说“就算他说的不对，我们不采纳就行，何必要杀了他呢？”朕每当读到这段历史，都觉得魏征同志是好样的。可你们呢？面对类似的事情，刘涛等居然劝我杀了上书言事者，同样是朝廷谏官，你们跟魏征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因览文贞之言，遂宽在德之罪。”
于是乎，某些资料就褒奖李从珂，说他从善如流、虚怀纳谏，向魏征、唐太宗学习……那么又如何解释他诟骂、疏远李崧、吕琦呢？
其实，李从珂力挺史在德的行为，是一次“借力打力”，利用史在德进行的一次较为温和的政治斗争。
李从珂篡夺皇位，他自己也是缺少足够的底气的，最怕文武百官的不认可，就像他后来对吕琦发飙时吼的一样，“你们别不把我当回事！”
文武百官虽然表面上高呼万岁，但心里始终没有接纳李从珂，李从珂集团在朝堂中的垂直深度还远远不够。
这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史在德，他不惧权贵，向满朝文武火力全开，正是李从珂需要的棋子。李从珂摆出致敬唐太宗的明君范儿，亲自为史在德站台背书，生怕史在德会哑火，“哥们儿，上！”
很多时候，很多话、很多事，是大领导想做而不方便做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替大领导出头，帮他把话说了、把事做了。
所以李从珂的“从善如流”只是作为皇帝的人设而已，虚有其表。
与李从珂集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东石敬瑭的团队。
李从珂一再公开表示，石敬瑭是自己的亲人加战友，我很信任他。嘴上说信任，身体却很诚实，用张敬达、刘延皓给自己钉楔子，还用“政策性拨款”的一石三鸟之计给河东釜底抽薪，宴会上酒后吐真言，直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