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事改革
柴荣登基之初，在军队系统中缺乏嫡系力量，对军队的控制力不足，这也是他每战必亲征的原因之一。
“高平之战”给了柴荣极大的触动，在皇帝御驾亲征的情况下，就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大将樊爱能、何徽就敢临阵脱逃，千余步兵就地解甲投降，现实情况容不得柴荣循序渐进，对军队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头一天的遭遇战结束后，柴荣就将70余位高级将领斩首示众，随后又在潞州城外将所有脱逃将士的名单罗列出来，“自军使以上及监押使臣并斩之”。
在显德元年（954）10月，在“高平之战”结束后，柴荣提拔赵匡胤为永州防御使、殿前都虞侯，负责禁军的日常训练及思想教育工作，同时又在军队中挑选武艺精湛者，编入禁军中的殿前司（殿前诸班）；“老弱羸小者去之”。
经过这一波操作，后周的中央禁军成为了一支战斗力爆表的精锐部队，“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同时，由于裁汰了老弱病残孕，还使军费开支大大降低，“且减冗食之费焉”。
《五代会要》对这次禁军改革做了精准的概括：
“上（柴荣）按于高平，观其退缩，慨然有惩革之志。又以骁勇之士，多为外诸侯所占，如是招募天下豪杰，不以草泽为阻，在于阙下，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
柴荣对禁军进行改革的两大原因：1，高平之战的直接刺激；2，地方藩镇军队强于中央禁军。
地方军队强于中央禁军，是唐末、五代乱象的根源，自朱温开始，所有的开国之君都是前朝的节度使。削弱地方军队、强化中央禁军，是解决藩镇割据这颗毒瘤的最有效办法。
于是，自“高平之战”之后，后周所有的对外战争，其主力都是中央禁军，而不像前四代那样，战争主力全是“XX军节度使”。
所以非常讽刺的是，推翻后周王朝的，不再是地方节度使，而是禁军将领（赵匡胤）了。
柴荣的“强干弱枝”措施只是军事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由赵匡胤同志完成，这就是“杯酒释兵权”，把集中到禁军系统的兵权收归皇帝本人，如此，天下太平。
大宋王朝之所以能够完成基本统一，享国三百余年，真的要好好感谢柴荣同志。
历史上对柴荣的评价几乎是一边倒的溢美之词，《旧五代史》赞他是“一代英主”；连傲娇的欧阳修老爷子在《新五代史》中也不禁赞其为“雄杰”、“贤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赞其为“仁”、“明”，还说柴荣已经接近《尚书》中的圣贤之君，即“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可以跟尧舜禹汤文武相媲美了；龙衮在《江南野史》中说“予观自古帝王之达者一人而已”，意思是说柴荣披坚执锐，古今帝王就他最NB，皇帝达人。
总之，柴荣是无差别地全五星满分好评，再苛刻的历史学者、再吹毛求疵的杠精，也不好意思黑他半句。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宋朝，就有职业杠精批评柴荣不该北伐，说他盲目地向强大的契丹宣战，不顾国力的悬殊巴拉巴拉……对于这种脑残言论，欧阳修都看不下去了，直接回怼，“诚非史氏之所及也！”你们这帮脑残懂个毛！
当然，毕竟人无完人，为了让柴荣同志看上去更加立体，本书也摘录了一些他的“黑料”：
1，宋州暴力催债
在“三征淮南”期间，显德二年（955）冬季，柴荣派起居郎陶文举到宋州催征残租。这位陶文举是个有名的酷吏，最擅长暴力讨债，手段简单粗暴，就是把欠税的百姓抓起来，一顿严刑拷打，打到补齐税款或打死为止。
严刑面前，人人平等，价格公道，童叟无欺。仅宋州一地，就有数千人被抓走拷打，最终闹出了人命（宋民被其刑者凡数千，冤号之声闻于道路，有悼髦之辈，不胜其刑而死者数人）。
任用酷吏暴力催债，勉强算是柴荣的污点之一。
2，挟私报复未遂
柴荣年轻时候，曾拜谒某县令，当时，这位县令正忙于下基层，深入群众，体验生活，积极开展一项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聚众赌博，玩儿得正嗨，没工夫接见柴荣。柴荣因此记恨之。
多少年之后，县令还是那个县令，而柴荣已经不是以前的柴荣了。
如前文所说，柴荣即位后，开展了大规模反腐倡廉运动，对待贪官污吏零容忍。恰巧，这位县令的下属贪污数百匹布帛，宰相范质按照流程，将此案上奏。
柴荣怒容满面，说身为一方父母官，竟然贪赃枉法，实在太可恶了，理应处死！表面上虽然怒不可遏，然而心里却乐开了花，心说你小子终于被我抓住小尾巴了，看我不neng死你！
然而宰相范质却提出反对意见，说他虽然犯法，但按照现行法律，罪不至死，不能判死刑。
柴荣这次是真怒了，厉声道：“什么是法律？哥就是法律！法律本来就是要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