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刘知远称帝”是在耶律德光计划之内的事件，契丹最起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杜重威携中原劲旅悉数归降，被暂时解除武装，中原境内几无可战之兵，对契丹铁骑谈虎色变，各地藩镇纷纷上表称臣归顺，此时的契丹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都对河东刘知远呈现出巨大的优势。
耶律德光认为应该趁此机会，奋灭晋之余烈，一鼓作气，吃掉河东。快刀斩乱麻，避免夜长梦多。耶律德光已经意识到了契丹人不被欢迎，所以他才更急于吃掉刘知远。
耶律德光过分迷信武力，民怨沸腾，他的解决办法不是去化解“怨”，而是去屠杀“民”。我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我能解决你。
在摊牌之前，耶律德光调兵遣将，把守进出河东的险要关口，并派军进逼太原，随后才向刘知远摊牌，将他逼反。
最有意思的是，在最开始，刘知远向契丹表示臣服时，耶律德光大张旗鼓地下达诏书褒奖，号召全国人民向识时务的刘知远同志学习，负责起草诏书的官员把诏书草拟完毕，呈报给耶律德光过目，耶律德光提起笔来，在“刘知远”三个字前加了一个“儿”字。
在得知刘知远称帝后，耶律德光迅速做出反应，任命翻译官（通事）耿崇美为潞州西昭义军节度使、高唐英为相州节度使、崔延勋为河阳节度使，牢牢遏制住河东刘知远南下的势头。
一场问鼎中原之大混战再一次打响。
耶律德光之所以保留石重贵，很大原因就是给中原埋雷，道理就跟后来的金国俘虏徽钦二帝一样。只要石重贵还健在，任何一个中原人（比如刘知远）的称帝行为就可以被冠以叛逆。
刘知远深受其毒，因此在称帝时不敢改国号，仍然沿用“晋”，只改了年号，改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沿用了石敬瑭时期的年号。因为否定石重贵是刘知远的法理基础。
所以也有人矫情，说刘知远应该算作后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蛋疼。
刘知远诏告天下：各地应契丹要求搜刮百姓钱财的违法行为，立刻停止；凡是被胁迫当各地军政长官的汉人，立刻来太原报到，拜码头；凡是契丹长官、使节，一律就地诛杀！
刘知远成了中原人反抗契丹运动的领袖，各地官员纷纷表示归附。
在晋辽大战期间，石重贵曾下令组建“天威军”，规定每七户出一兵，其余六户出钱资助。但是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天威军根本谈不上任何战斗力，因此一年之后就被裁撤。但是朝廷要求每七户出钱一万，用以资助正规军，而他们之前制作的武器铠甲等也全部被收缴充公。
朝廷的这次裁军很不成功，把收缴物资、钱财作为了工作重点，而对于战士的安置工作却不管不问，于是，很多天威军成员流落深山老林，成为了土匪强盗。
耶律德光入主汴州后，把契丹的贵族子弟、亲信侍从们放到各镇、各州，充当节度使、刺史。然而这些空降到地方的一把手们，根本不懂得治理，不了解风土人情，更不屑于去学习、钻研，一门心思地放在搜刮钱财方面，像一只只贪婪的吸血鬼，根本不顾百姓们的死活。
于是，各地均爆发了起义，规模从几百人到几万人不等，原天威军成员成了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起义军们占领州县，诛杀契丹官员。
虽然遍地是反抗契丹的游击队，但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且本身匪性不改，除了杀契丹官员，也会劫掠汉人百姓。
刘知远称帝后，各地起义军首领纷纷上疏刘知远，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磁州治下的滏阳县起义军首领梁晖，手下拥有数百人，就向刘知远表示投降归附。磁州刺史李毂秘密上疏给刘知远，建议他让梁晖进攻相州。
在吸纳、招安地方武装时，必须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筛查，严格把关，不能饥不择食，否则后患无穷，比如《亮剑》中收编黑风寨。相州，就是组织上对梁晖的考验，也是梁晖纳上的投名状。
梁晖非常重视组织上的这次考验，先对相州进行了侦查，得知契丹委任的节度使高唐英还没到任，城内空虚，且军械库中存有大量武器。于是，梁晖趁夜色偷袭相州，杀死数百契丹兵，接管相州，随后梁晖自称相州留后，上奏刘知远，汇报夺城经过。
耶律德光布置的围堵河东的防线，在东南面被撕开一道缺口。
刘知远派亲信史弘肇进攻代州，史弘肇一鼓作气，斩杀叛投契丹的代州刺史王晖，河东北面的防线也被撕开。
刘知远派张晏洪游说晋州建雄军节度副使骆从朗。
晋州节度使刘在明接受了契丹人的政治诱降，前去汴州报到拜码头，临走时命节度使骆从朗代理晋州刺史。
张晏洪向骆从朗陈以民族大义，骆从朗执迷不悟，将张晏洪一行人全部逮捕。晋州将领药可俦诛杀骆从朗，百姓亦诛杀了契丹派来搜刮钱财的“括钱使”赵熙，随后众将推举药可俦为晋州留后，药可俦表示归附刘知远。
晋州在潞州的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