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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1章 最后的稻草 (1 / 2)

【最后的稻草】

刘承钧要想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就要先摆脱契丹爸爸的控制,而要想摆脱契丹的控制,就要先做到“独立且自主”。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怪题。

在刘崇时期,北汉的内政、外交,事无巨细都要贯彻六字方针——早请示、勤汇报,一切尽在契丹的掌控之中,刘崇唯唯听命而已;按照事前的约定,北汉每年都要向契丹缴纳一笔不菲的“保护费”,逢年过节或有其他庆贺,还要另备厚礼,向契丹贡献……

政治上的操控、经济上的盘剥、军事上的威胁恐吓……在契丹的控制之下,北汉只能作为大国之间的军事缓冲带、外交谈判的筹码、地缘政治的棋子,永远不可能获得“独立”和“自主”,因为这不符合契丹爸爸的利益。

其实石重贵已经为刘承钧做了一个示范,给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却并未引起刘承钧足够的重视,相反,倒是契丹人认真总结了石重贵背叛的前车之鉴,终于将刘承钧的反抗扼杀在摇篮里。

刘承钧即位以来,有意识地疏远契丹,不聚集、不扎堆、减少不必要接触,请示和汇报也逐渐减少,也就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其实刘崇时期虽然是事无巨细地请示、汇报,但契丹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一竿子插到底,真正的“细”是不会干涉的,只要别在“巨”上出问题就行,契丹人只在乎你的态度,大国要面子。

除了来往频次上的减少,刘承钧在书信中的言辞也开始不再那么卑微,使节的礼数也日趋简化和敷衍。

此时的契丹人正处低谷,萎靡动荡,无暇顾及逆子。

刘承钧就这样,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几年之后,迎来了“泽潞之战”,刘承钧将此看做是北汉彻底走向独立自主、强大富足的转折点,所以才会征调全国精锐南下援助李筠。

然而事与愿违,“泽潞之战”后,北汉更加依赖契丹人的保护,从这一刻起,北汉开始不断地“遣使如辽”、“以宋侵告辽”……

“泽潞之战”也让契丹人看清了刘承钧的脑后反骨,这家伙果然要做石重贵第二。

虽然对北汉心存不满,但为了遏制中原势力,契丹人又不得不派兵帮助北汉。而这又让刘承钧产生了战略误判,让他认为契丹一来是没有看穿他的小心思;二来是在中原势力的牵制下,契丹不可能放弃北汉,所谓北汉虐辽千百遍,契丹待汉如初恋。

套用当下时局,刘承钧就好比泽莲司机。

于是,刘承钧更加大胆地推进内部的改革,大肆打压、排挤“先帝系”,提拔自己的嫡系。

我们可以类比后晋,“先帝系”是时代的见证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亲辽派”,正是由于他们的亲辽主张和积极推进,才赢得了辽国的大力支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而石重贵则将他们斥为卖国贼、叛徒、汉奸,从而提拔了一批“反辽派”,于是国家路线被修改。

刘承钧同样是排斥“先帝系”,其核心人物段常更是惨遭灭门。

这是什么行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就骂娘。吃爷、喝爷,还想反爷?辽国震怒,决定给刘承钧施压。

辽国施压的方式比较温和——扣留使节。反攻乐平失败(963年)后,北汉急于获得辽国更多的军事援助,于是接连不断地“遣使如辽”,搬请救兵。辽国的态度逐渐冷淡,从最开始的有求必应,渐渐地,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告急,辽国才会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遇宋军辄撤兵)。到现在,辽国干脆不再派兵。

没有辽国的军事援助,北汉灭亡在即,刘承钧只能厚着脸皮继续派使节。

辽国将使节扣留,然后送来一封国书,列举了北汉的“三大罪”,予以严厉谴责。“三大罪”:擅改元、援李筠、杀段常。

刘承钧即位之初沿用“乾佑”,直至三年除服,既放弃了象征后汉正统的“乾佑”,又没有尊奉天朝上国——辽国的年号“应历”,而是自创年号“天会”。改年号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这是辽国的红线。

在援助李筠方面,辽国人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刘承钧“有所觊觎”。丰满自己的羽翼,偷偷摸摸地发展下线,壮大自己的势力,就你这点小心思,能瞒得过谁?这同样是辽国的红线。

杀段常,是北汉派系斗争的高潮代表事件,象征着刘承钧对内部“亲辽派”的清洗和对国家亲辽路线的修改,其目的在于削弱辽国对北汉的影响力,摆脱辽国的操纵,这当然是辽国的红线。

刘承钧在这三件事上全是踩着红线蹦迪,在作死的路上渐行渐远。他误将辽国人的沉默当做愚蠢,把辽国人的大局思维当成束手无策。棋子一旦把自己当成下棋人,就离死期不远了。

辽国人受够了刘承钧,就像受够了石重贵一样。但有了石重贵的前车之鉴,辽国人暂时没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打算,而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扣留使节、遗书责骂。爹打儿子,只想教训教训,不是想打死他。

刘承钧做贼心虚,一看这“三大罪”,特别是对援助李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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