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顿丘城伏击战的心理阴影；
其二是后晋国力空虚，无力支撑。契丹退兵的当月，石重贵就下令全国征兵，每七户就要出一兵，自备甲杖；次月同州、华州就奏报人相食的惨剧，陇州则奏报饿死五万六千人。景延广不敢冒险，他输不起，他身后的这个衰弱帝国更输不起；
其三是后蜀趁火打劫。当两军激战的时候，后晋阶州的一名将领王君怀，率领本部一千余人，投降后蜀，并自告奋勇地充当带路党，引导着后蜀进攻阶州、成州。后晋所属的秦州出兵相救，打退后蜀军队。
战后，石重贵对有功将士进行封赏，对河朔进行了新一轮部署。给魏州留守张从恩加宰相衔；封刘知远为太原王；留下高行周、王周坐镇澶州，全权负责澶州一带的防御体系建设工作；把澶州升格为节镇，把濮州划为属州（濮州原属滑州义成军），设置镇宁军；把冀州升格为防御州，设防御使，冀州在贝州以北。
升格澶州、冀州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河北地区的战略纵深，不要契丹人从幽州一南下，就直接扎到黄河岸边。
4月8日，石重贵从澶州前线动身返回汴州，随后就对国家战略进行了适当调整，重新修正了政治路线，“反辽派”的景延广被外放。
政治暴发户景延广自掌权后，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对以“实力派三巨头”为首的武将集团进行打压，对以桑维翰为首的“亲辽派”进行排挤，再加上他平时的嚣张跋扈，早就为自己树敌无数。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其实最该被追责的，应该是河东刘知远。然而石重贵不敢动刘知远，不仅没有责罚，反而封他为太原王。当然，刘知远心里还是有点儿B数的，上疏朝廷，说边境未宁，自己不敢接受王爵的册封。
既然不能动刘知远，那么文武群臣就把怒火集中到了景延广身上，弹劾他在戚城之战中的见死不救行为。石重贵顺水推舟，趁机削弱这位野心勃勃的佐命元臣。
于是，石重贵下令成立专案组，调查“不救戚城”事件。专案组组长，由景延广的头号政敌桑维翰来担任。
石重贵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调查结果很快就公布出来，景延广的政治生涯基本宣告终结：
石重贵下诏，将景延广外放为洛阳留守，原洛阳留守安彦威调为长安晋昌军节度使，原晋昌军节度使赵莹为华州节度使。景延广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一职由高行周来担任。
宣诏当天，石重贵在宫中设宴，款待景延广，一本正经地对他说：“爱卿是佐命功臣，不是我要把你外放，而是因为洛阳非常重要，交给别人，我不放心。你办事，我放心，安心走吧。”随后解下御衣、宝带赐之。
拿着石重贵的“好人卡”，景延广万念俱灰，到了洛阳后，整日纵情豪饮，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拿掉景延广之后，石重贵继续对文官集团进行了清理，把宰相冯道外放到了同州。冯道是政坛老油条，他从来不属于任何派系，从来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揣测、迎合当权者的意见，这也是他能成为政坛常青树的原因之一。
往好听里说，冯道属于太平宰相，之适合出现在太平盛世。然而现在国家命运多舛，瞬息万变，稍有不慎就会灰飞烟灭，这种乱世需要的是有胆有识有魄力的人，比如桑维翰同志。
石重贵下诏恢复了枢密院，命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把国家的军政大权交给他。桑维翰再一次奉命于危难之间。
契丹主力虽然撤走，但贝州、德州等仍在契丹控制之下，贝州楔入河朔腹地，威胁澶州；德州则与青州杨光远遥相呼应，二者之间是一道由棣州、齐州、郓州、兖州串联起来的防线，一旦撕开缺口，那么青州杨光远就可以与契丹会师。
石重贵命禁军将领皇甫遇为滑州节度使，原滑州节度使李守贞则被任命为兖州节度使。随后就命令李守贞率两万大军进讨青州杨光远，拔掉这颗钉子。
魏州留守张从恩上疏朝廷，说盘踞在贝州的契丹兵军心不稳，不愿久留汉地，人心思归，因趁他们立足未稳之际，火速进攻。
石重贵认为言之有理，于是派皇甫遇、潘环、张彦泽率军与魏州张从恩会师，收复贝州。
果如张从恩所料，赵延照无力抵挡，于是在贝州城放了一把大火，弃城而逃，逃到莫州、瀛洲之间，才依托地势构筑了防御工事。
契丹人得知李守贞讨伐杨光远之后，再派军队赶往支援，被齐州防御使薛可言击败。
拔除杨光远刻不容缓，石重贵加派大将符彦卿到青州前线，务必快速平定杨光远。
6月1日，讨伐大军收复缁州，擒斩杨光远派的刺史刘翰。青州的西大门被打开。杨光远派人横跨渤海湾，向契丹紧急求救。
中原后院起火，连后蜀都想趁火打劫，何况中原人民的老朋友契丹了。有道是世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契丹的后院也起火了，石重贵放的。
府州，今天的陕西省府谷县，先前也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府州刺史折从远与云州吴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