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非要矫情的话，那么我真要更改一下上述问题的表述了：假如石重贵德高三皇、功过五帝，政通人和、风调雨顺，那么后晋也许真能避免亡国之运，但……主动权仍然不在后晋手中。
意淫如下：石重贵奋发图强，对标尧舜禹汤文武，后晋国富民强，耶律德光虽然铁了心要打南侵中原，但久攻无果。因此，契丹率先被战争拖垮，部族分崩离析，与耶律氏离心离德，也许会推选出一个新的可汗、皇帝；亦或者，述律太后撒手人寰，耶律德光顺理成章地坐稳契丹皇位，也就不再急于南下灭晋……
只要后晋足够强大，完全可以熬死契丹，后晋将覆盖掉后汉、后周，然后“后晋闵帝”或“后晋哀帝”被赵匡胤兵变夺权，进入北宋。
但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是在耶律德光手中。换句话说，后晋的命运掌握在耶律德光手中。这便是上文说的“亡国之运”。
后晋灭亡的责任不能完全归罪于石重贵，但石重贵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身为亡国之君，石重贵不仅不具备一切亡国之君该有的缺点，还成功绕开了所有英明圣主的优点。
石重贵亡国的内因，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你爱的人伤你最深。
他虽然存在骄奢淫逸、贪图享乐等行为，但以亡国之君的标准来看，他已经很收敛了。好色，王宗衍甩他十八条街；奢靡，他也为李存勖让出C位。他犯下的最致命错误是用人不当。
登基之初，他宠信景延广。因为景延广有拥立之功，更拥有禁军兵权，石重贵对他的宠信更多的是出于恐惧而非感恩，既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也是顺便利用他的反辽言论来进行路线斗争，从而回收权力，掌握朝廷话语权。
随着皇权的巩固，石重贵就要着手布局自己的嫡系力量。他的致命错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犯下。
石重贵与绝大多数五代时期的“皇二代”一样，缺乏长期的军旅生涯，无论是在行政系统还是军事系统，都缺少威望，其嫡系亲信基本都是做留守时的幕僚，数量少、质量低。所以手握重兵，位居重镇的前朝老臣们，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资源，而对这种资源的取舍则是靠血缘亲疏关系，这是“皇二代”们的一致选择。
石重贵就通过这种方法筛选出两个最值得信任的同志：杜重威、冯玉。
杜重威是石敬瑭的妹夫，是石重贵的姑爸爸，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石敬瑭本人就对杜重威照顾有加，经常给他安排机会蹭经验、刷声望。
比如石敬瑭初期的范延光叛乱，杜重威就从一个小小的禁军将领，火箭飞升，成为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出将入相、统领禁军。
后来，镇州安重荣叛乱，石敬瑭又安排杜重威刷资历，以功授其镇州成德军节度使。
杜重威打起仗来也许没什么本事，但在欺压百姓方面，不仅能力超群，而且丧心病狂。
赴任镇州后，杜重威首先把安重荣的全部财产据为己有，这笔钱本应算作战利品依法上缴到国库的，杜重威不仅把这笔钱私吞，还把镇州的国库也全部私吞。
这波操作引发了极大的朝议，大臣们纷纷弹劾杜重威贪污公款的违法行为。石敬瑭却睁一眼、闭一眼，直接置之不理。
在吃掉安重荣的私人财产、镇州的国家公款之后，杜重威又把贪婪的双手伸进了镇州百姓的裤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即便是遭遇重大灾情，也毫不手软。按照杜重威的逻辑，闹灾之后，人民群众更应该加倍缴税，以帮助官府赈灾。
天福八年（943），石重贵刚刚登基，前半年旱灾，后半年涝灾，蝗灾更是遍布全国、经久不衰，百姓纷纷流亡，甚至有些县令都被迫流亡。石重贵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供养军队，下令强征百姓粮食，结果造成了数十万人饿死。
其实在当时的命令中，所谓的“全国征粮名单”中，并不包括镇州和定州。因为这里是这轮灾情的重灾区，本身就是需要救济的对象，所以石重贵特别恩赦，免除两镇的征粮任务。
石重贵毕竟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对百姓的盘剥是有科学的考量的，要求是细水长流，可持续性剥削。在强征百姓钱粮的时候，不是全国一刀切，而是根据地区的实际差异，进行不同的额度摊派。
比如这次，就特别免除了镇州成德军、定州义武军的任务；即便是榜上有名的征剿对象，也有相对合理的数额限定。
就在悲惨的镇州人民刚刚松下一口气，想喊一声皇上圣明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官杜重威大老爷爱国情操爆表，愤然上疏，表示全国一盘棋嘛，国家有难，八方支援，凭什么我们镇州不能伸出援手？杜重威强烈要求石重贵要一视同仁，坚决要求镇州也要与其他地方一样，向百姓征粮。
杜重威在其幕僚王绪的帮助下，镇州征粮队以极高的效率加班加点地忘我工作着，很快就搜刮来一百万斛粮食。然而朝廷的指标仅仅是三十万斛。
于是，杜重威把三十万斛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