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拉格伦的死去，联军新一轮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就只能告一段落。联军用两万条鲜活的生命证明了一点——想要攻克塞瓦斯托波尔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拿俄军坚固的工事毫无办法，联军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挖掘壕沟和堑壕围困塞瓦斯托波尔，最多也就是隔三差五地再炮击一顿。
讲实话这很单调也很累人，对联军士兵来说这简直就是无尽的折磨！
比如博斯凯将军的副官也是法国元帅德.卡斯特拉内的儿子就给他老子写信说：“我亲爱的父亲，我觉得我所有的信件都应该以同一句话开头——那就是没有任何新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继续挖掘堑壕，继续整理炮台。每天晚上围在篝火边喝酒,以及每天都有两个连的士兵被送往医院……”
不堪疲惫的两军士兵普遍生出了一种围困将永远进行下去的感觉，他们沮丧非常迫切地想要尽快结束战争，于是乎各种奇葩念头就纷纷冒了出来。
比如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好朋友乌鲁索夫亲王就是一位国际象棋高手，他就亲自出马试图说服科尔尼洛夫通过一盘国际象棋比赛决定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一条堑壕该归属哪一方。
遭到断然拒绝后就轮到托尔斯泰登场了，他建议战争的胜负干脆由一场决斗来决定，谁赢了谁就是胜利者。
这些荒谬的建议科尔尼洛夫肯定不能答应,只不过这些奇奇怪怪的建议之所以冒出来很能说明交战双方真的是精疲力尽了。
和俄军相比联军的士气更为低落，因为他们发现俄军哪怕遭到了毁灭性的持续的炮火打击却依然在不断地抢修新的工事,甚至还将已有的工事变得更为坚固。
显然这将更加难以攻克,于是乎联军士兵一方面担心会被将军们丢出去当做炮灰送死，另一方面也担心这场战争短时间内无法结束，搞不好他们必须在塞瓦斯托波尔渡过第二个冬天了。
几乎每个士兵都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多么想家多么想回家，甚至连中级军官也开始对家人说：“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回家，我不能也不会再忍受一个冬天。我知道如果在这里再过一个冬天，一年之内我就会变成一个无用衰弱的老头。我宁愿做一头活着的驴也不愿意做死掉的狮子！”..
士兵们开始普遍羡慕那些在先前的战斗中负伤失去腿或者胳膊的战友，根据英军军官的说法：“许多人会很乐意少一条胳膊，只要能离开这里，少一条腿少一只手根本无所谓！”
只不过现实却让人绝望，联军士兵没办法回家，只能沉浸在绝望和郁闷中难以自拔。于是不少人开始怀疑这场战争，开始厌恶和质疑这场战争。
法军随军神父安德烈.达马斯就说一个朱阿夫师的士兵对战争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因为他们抵达克里米亚的时候上头告诉他们这是跟野蛮人作战，是保护弱小的正义之举。
但在6月18日清理死伤战士的过程中，他帮助了一名身负重伤的俄军军官，出于感激这名军官从脖子上取下一个皮革垂饰送给了他,上面压花印着圣母与圣婴的图案。
“这场战争必须结束,”他告诉达马斯神父，“这是一场懦夫的战争，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相信上帝，没有宗教信仰不会让我们这么勇敢。可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拼杀，分个你死我活呢？”
讲实话，这名朱阿夫师的士兵情况还算是好的，他还只是怀疑战争的必要性，和那些患有堑壕疲乏症的人相比，他的满腹怀疑并不会造成恶劣的后果。
而前者则麻烦的多！当围困战始终看不到尽头时，士兵们因为长期生活在连续炮击之下缺乏睡眠而疲惫不堪、精神崩溃。
很多人在回忆录中详细地描述了“堑壕疯狂”的场景，比如一支身经百战的朱阿夫士兵在半夜忽然跃起，抓起武器就开始歇斯底里的呼叫支援，抗击着根本不存在的敌人。
最初这样的事件还是偶尔发生，但随着时间推移开始变得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有传染性！
而且这一类的症状绝大部分首先出现在那些最勇敢最强壮的士兵身上，不少军官回忆说莫名其妙的一些作战经验最为丰富也最为勇敢的士兵突然就疯了，要么像个神经病一样上蹿下跳,要么就直接冲到俄军那边举手投降，甚至最极端的那些会亲手结果自己的生命！
不少老兵看上去一切正常,前一刻还跟战友在帐篷里喝酒打牌聊天，但忽然就说自己受够了，拿起自己的枪支出门就向脑袋上开了一枪。
联军中士气最低也是最崩溃的地方是战地医院，巨大的伤亡数字造就了海量的伤兵，大部分人血肉模糊缺胳膊少腿天复一天的痛苦呻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怎么可能好得起来？
也许联军这边唯一的好消息是没有一个刚愎自用不顾实际情况的君主在瞎指挥。当尼古拉一世意识到塞瓦斯托波尔一时半会儿不可能被攻陷之后，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活跃了。
他给科尔尼洛夫下了一道命令，希望科尔尼洛夫组织一次最后的攻势击破联军的战线，在他看来只要成功了就可以动摇联军